1987年5月，我离硕士研究生毕业时间早已进入倒计时了。大约在5月10号后的一天， 我们突然接到通知要选出代表接受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接见。 我们那届共有29名同学，有4个代表的名额。 大家当时都不太清楚这是一次什么性质的接见，估计除了和领导人合影外，还可能有宴会和座谈会。大家都觉得我敢提意见、敢说话，就把我选为代表之一。 这次接见是为纪念刘少奇接见北京地质学院应届毕业生20周年而安排的，颇有重温历史的意味。
1957年5月17日，当时的人大常委会委员长、中共中央副主席刘少奇在中南海的一个会议室接见了北京地质学院应届毕业生代表。原北京地质学院一直以刘少奇在中南海接见了毕业生代表引以为豪， 津津乐道。那次接见也是刘少奇一生中的重要活动之一，王光美在采访录里对这一事件也以专门的篇幅做了详细的介绍；中共中央也将这次接见作为刘少奇在1957年的重大活动。 关于那次接见的原因，王光美的说法是，当时学生们给刘少奇写信抱怨自己生不逢时，说要是早生几十年也会像老一辈一样轰轰烈烈地大干一番事业，可惜现在只能钻山沟，希望少奇能见见他们。 王光美说她接到信后就转给了刘少奇，刘少奇看后就欣然答应了接见北京地质勘探学院的毕业生代表。民间的说法是，当时北京地质学院的应届毕业生即将离开学校， 要奔赴工作岗位为国家寻找急需的矿产资源。当时主管地质部工作的副部长何长工（部长是李四光）觉得应该有高级领导人为同学们打打气，就直接给刘少奇打了个电话要求他接见一下毕业生代表， 刘少奇就满口答应了。要知道何长工虽然职位不高，但在共产党内资历很老，威望很高，要不是因为当年在遵义会议上只举了半只手，后来受毛泽东的冷落，他当时的职位不会只是个副部长。 不管怎样，何长工称“伟大领袖”为“老毛”，刘少奇为“小刘”。50多名应届毕业生代表被接进了中南海的一个会议室。刘少奇不但和他们合了影，还一口气讲了三个多小时的话， 那个讲话后来被收入刘少奇文选。
20年后物是人非，当年的刘主席已在文革中被老大毛泽东发动的运动迫害致死，被钉上“叛徒、内奸、工贼”的罪名，永远开除党籍，撤销其党内外一切工作和职务。毛泽东死后， 追随他的人被毛亲自指定的接班人华国锋一网打尽，刘少奇才得以平反。北京地质学院在文革中先是因为有著名的造反派组织“东方红”和造反派头目王大兵而蜚声神州大地。 后来学校被逐出京城，几经流浪，最后在武汉落脚；留在北京的大院被各单位瓜分，成了一个名副其实的大杂院，只有教学大楼前用大理石做的毛泽东雕像寂寞地站在那里， 和对面北京钢铁学院的另一个毛泽东雕像隔着学院路相望。院里不但有地质系统的单位，也有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的一部分人。后来社科院虽然在建国门修建了很气派的办公大楼， 还是不肯搬出在地质大院内占据的房子。我们上研究生的时候，大家都把学院路29号称为地质大院，而不叫地质学院。四人帮倒台后，开始恢复招生考试， 一直不愿意去武汉的前地质学院教师们找到了一根救命稻草，他们给邓小平写了一份信，请求在北京设立武汉地质学院北京研究生部。邓小平大笔一挥就同意了， 教师们对邓小平做的这件事心存感激。我读研究生的时候，院子里的教育机构有三家，除了武汉地质学院北京研究生部外，还有地质矿产部干部管理学院和中国地质科学院研究生部。 86年，地质矿产部为了整合大院里的教育机构，将三家合并，成立了地质矿产部北京地质教育中心，和武汉地质学院正式分开，我就读的中国地质科学院研究生部被改编为第八系。 我们这次能够分配到4个名额完全是巧合，和自己的成绩和表现没有什么直接关系，一来我们也是名正言顺的地质教育中心学员，二来我们正好在87年应届毕业。
1957年刘少奇接见的只是北京地质学院的应届毕业生代表，而且这些都是本科生。1987年那次，筹划这次活动的人将学生代表扩大为整个地质院校的应届毕业生代表， 因此参加接见的除了以北京地质教育中心为主体外，还有武汉、长春、成都、西安和河北地质学院的应届毕业生代表。我们北京地质教育中心的本科没有应届毕业生，代表们全部都是研究生， 其余学校的毕业生代表全为本科生，各学校的领导也都来了陪同接见。大约是5月15日晚上，我们这些将要参见接见的代表们在一个礼堂里集中。进去一看，竟然黑压压的一片人， 其中学生代表大约有80名，其中有几个是非应届毕业的研究生会学生干部， 加上各学校的领导们总共有月100 人。大家先听了注意事项，然后领取了参加接见的请柬，之后就按身高安排座位， 进行入座的演练。
我们5月16日凌晨5点多就起床了，大约6点钟在停车场集合，等大轿车送我们去人民大会堂，到达大会堂的时候刚过7点。我们在大门口出示了请柬， 就在工作人员的引导下糊里糊涂地来到了一个大厅。这个大厅是什么名字我当时也没有在意，后来也记不清，它的大小和一般大学里的食堂差不多。我们到的时候，大厅的两端都摆上了凳子， 我们的凳子在靠门的一端，第一排的椅子上都有标签，上面写着领导人的姓名，我们的位子和排演时的布局基本上一样。我们到了大厅后，抓紧时间又做了一次实地的入座演练。 当时离接见的时间（约9点）还远，组织者就叫我们在附近活动。此时的人民大会堂非常空旷和寂静，除了几个工作人员和记者外，见不到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影子。在大庭外，有休息的桌子和椅子， 一个年轻人和我们聊起了天。通过交谈才知道，他是一位新华社的记者，一、两年前刚从大学毕业，是被派来采访这次接见活动的。他的任务是专门做文字记录的，还有别的同事专门做摄影的， 各干各的，井水不犯河水。他说，他这几年就专门在人民大会堂采访， 像党和国家领导人接见高校毕业生代表的还是第一次见到。
大约9点钟，我们被叫去站好位子，领导人马上就要来了。当我们找到自己的位子站好后，放眼望去，对面也有一波人已经排好了，也和我们一样在等待受接见。不一会， 一群领导人不知从什么地方钻了出来，在工作人员的引导下迅速地在对面方阵的第一排就坐，那个方阵里就传来了热烈的掌声。那些记者们手脚也很利索，闪光灯噼里啪啦，三下五除二， 很快就结束了照相。就在我还云里雾里的时候，那些领导人在我们地质矿产部部长朱训的陪同下已经来到了我们的方阵前，并迅速地在各自的位置上就坐，我们也就本能地鼓起掌来了， 很快我们这个方阵也被搞定。领导人在照相结束后，就顺着门往外走，丝毫没有和我们交谈的意思，我们也没有看清楚都来了那些领导人。 朱训部长乘机赶紧追上邓颖超、乌兰夫、习仲勋等向他们介绍这些代表的来历和20年前刘少奇接见北京地质学院的应届毕业生代表的事，这些人随口就说了几句话，我们都没有听见， 后来被学校领导们和记者们说成什么亲切关怀和勉励之类的官样文字。后来才知道，我们对面的那个方阵是台联的，领导人和我们照完相后就去和他们座谈去了。我们照完相后就离开了大会堂， 乘大客车去了位于西四的地矿部，在那里我们听部长朱训讲了两个小时的话。回到学校的时候，吃中午饭的时间已经过了，我们只好自己在小灶里买饭来吃。 晚上的《新闻联播》里播出了早上我们受接见的文字和画面，不到半分钟的时间。我那天晚上没有看电视，同学们在转瞬即逝的画面里看到了我。
我对这次接见活动比较失望，总有一些意犹未尽的感觉，既没有被宴请，又没有和党和国家领导人面对面地交流，折腾了半天就拍了个合影照。这些所谓的党和国家领导人也够无聊的了， 恐怕事先还不知道和什么人照相，就稀里糊涂地被安排来了，事后也不知道一天都干了那些革命工作。当然，代表们不能白白地和党和国家领导人照相，照完后应该有所表示。 当天下午， 我们参加接见的代表们被召集在一起开座谈会，让大家谈感想，还要起草一个倡议书，号召全国大学毕业生到最艰苦的地方去，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80年代初， 清华大学的同学们提出了一个“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的口号，在全国高校出了一阵风头。由于我们这次受到了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亲切接见，更应该有所表示， 有人寄希望于我们提出更洪亮的口号，向全国大学生们发出更具鼓动性的倡议。问题在于，这次参加接见的学生代表以研究生居多，毕竟他们比本科生多吃过几年饭，见多识广， 不会因为和领导人和了个影就不知道自己姓什么了。在座谈会上，本科生们多认为受接见是一种光荣，多倾向于使用慷慨激昂的词汇，而研究生们则是冷眼旁观，对这次接见表示出不够尽兴的态度。 对于在《光明日报》上向全国大学生们发出倡议书，研究生们态度冷淡，觉得有些滑稽。后来由武汉地质学院的几个本科生牵头写了一个倡议书，发表在《中国地质报》上，造成的影响小多了。
虽然受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接见对我们人没有什么得失，但对当时的地质教育中心无疑是一件重大的事件。当时，领导们正在向国家教育委员会申请“中国地质大学（北京）”的校名， 在毕业生代表们受到了国家领导人的接见后，这个申请很快就被批准了。我毕业的时候，中国地质大学（北京）这一招牌正式挂在了学院路29号的大门口。
第一排中为全国政协主席邓颖超，往左依次为国家副主席乌兰夫，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乔石，国家教委副主任朱开轩，往右依次为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习仲勋，王兆国， 地质矿产部部长朱训，老武在照片中的位置位于第四排，左起第五， 穿深灰色西装。
原文曾以老武之名于 2009-11-06 在文学城博客里首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