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过去，衡量一个人思想上是否进步，要看这个人是不是已经加入了共产党的组织如共产党、共青团。如果你已经向组织递交了入党或入团申请书，组织就评定你“积极要求进步”；如果你已经加入了团组织，甚至党组织，人家就说你“有理想、有觉悟”，当然已步入先进者的行列。在那个年代，共产党和他的预备役组织共青团毕竟是青少年们争相追求的目标。

但是，跟共产党走也是有一定风险的。如果有一天，你的步子迈的不对，你就会受到从纪律处分，到坐牢、杀头不等的惩罚。因为共产党的方针和政策不是由党员们来决定， 而是由某一个人或少数几个人来决定的，所以随着上层人物的更迭，其方向也就忽左忽右，让党员们无所适从；说不定，昨日的功就是今日的罪。 跟的太紧的人在历次运动中虽然一开始捞到了一些好处，最终还是要倒霉的；如文革中紧跟毛主席搞“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的人，级别高的领导人物沦落为林彪、江青反党集团主犯，级别低的干部和普通党员被定为打、砸、枪“三种人”，轻者永远不得录用，重者还要坐牢。不紧紧跟着党走的人，虽然历次运动没有捞到太多的好处，但也免得风向改变后的倒霉事。只有那些不紧不慢地跟着共产党走的人，才能在历次运动中存活下来。我这里要讲的这个人在反右、文革等历次运动中都过来了，但在89年春夏之交的那场政治风波末期跌了一跤，被他的组织给投进了大牢。

这个人原是中国地质大学（北京）一个系的党总支书记，平常跟共产党还是挺紧的，属于偏左的那类人。在共产党的威信越来越低靡的时候，他还是坚决跟党走，对党的正策积极贯彻，认真落实。这在工农群众占多数的单位如地方政府、工厂、军队里是很正常的事，但在知识分子成堆的地方却是一件头痛的事。其实他自己也是知识分子，就因为他是党职干部，跟党走的又比较紧，大家除了看不起他外，同事之间的关系也很紧张。这个人在学潮时的表现，大家并不清楚。但在6.4流血事件后，却倒了大霉，京城里地质系统内几乎所有的人都知道了他的事。

原来，不知什么缘故，6.4流血事件刺痛了他的神经，他不再认同共产党的对此事的做法。如果他和其他党员、干部一样，心里不认同但表面上表态拥护党和政府“平息反革命暴乱”，他的人生路也会四平八稳， 甚至会更上一层楼。但他没有这样，他出人意外地做了两件事。 第一件事是， 在6.4之后，政府派人在学院路拆除群众为阻挡军车而设置的路障，正好让此公看见了，他就上前阻拦， 不让人家拆， 还质问人家“死了那么多人， 你们有没有良心”。还有一件就是，大约在6、7号，北京的市民们开始抢购物资以备不测。在五道口附近的一个粮站外，已排满了购买粮食群众。不知此公也是来抢购粮食，还是闲逛至，他当着人群对党和国家领导人大肆进行人身攻击，说什么“除非XXX 死了，大家才不会抢购粮食”。

事实上在6.4之后，对政府野蛮镇压学生和市民的做法，北京市的市民基本上个个义愤填膺。不但普通市民骂共产党，共产党党员也在骂共产党，甚至不少共产党的干部也在骂共产党，大家骂共产党是土匪，骂共产党的军队是法西斯。老武在那时也没有少骂共产党，在同事面前骂，在单位院内骂，在外面也骂，在市民面前骂，在解放军面前也照常骂；不但在北京骂，在西安、南京也同样骂。虽然此公骂共产党的力度比起老武差一大节，但共产党偏偏对他特别照顾。他的那两次活动全被共产党的便衣看见了，人家跟踪他到了他在地质大院内的住所。几天后，戒严部队的车就开到地质大学抓人。据说，他在被抓的时候极不冷静，还在骂骂咧咧，被地质大学的工会主席扇了一个大嘴巴。当然，工会主席打他嘴巴纯粹是为了保护他，免得他再胡说八道，罪加一等。

我上研究生的时候，曾在地质大院呆过三年，地大的很多老师我也认识。我还修过那个系的系主任开的课，但是偏偏不认识这位党总支书记。也巧了，这个世界说大也大，说小也小，一次我去一位同事的家里，听同事的夫人说起她一个在地大工作的弟弟被政府抓去了。这才明白原来地大那个倒霉鬼就是同事的舅子。 这位同事的夫人在文革中也够倒霉的，因为她参加的群众组织反对林彪而吃尽了苦头。当时，已经是89年的冬天了，她的弟弟被戒严部队抓走已好几个月了，丝毫没有被释放的迹象。就在那几天前，政府通知他的家属要给他准备棉衣，看来还得做一段牢。后来那位老总支书记的命运到底如何，我也不太清楚。但愿他能忘记伤痛，晚年过得幸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