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到拉萨后由西藏教育厅安排都住在拉萨市第二招待所，在那里等待教育厅的统一分配。这次主管分配的是一个82年大学毕业进藏的男同胞，现在已记不清他的姓名了， 这里为了便于描述就暂且称他“冯培”吧。冯培的年龄和我们差不多，态度比较傲慢，他把许多同学进藏前和西藏联系的单位全部否定掉了。比如， 我跟他说“地矿部要我去西藏地矿局报到”， 他说“那不算数，我要重新分配”，我当时是冷眼旁观，心想“看你能把我分配到哪里？”。 后来，他还是把我分配到了地矿局。不过，好多同学可惨了， 一些在内地读师范院校的同学因为不想去中学教书，才和西藏一些单位联系来到了西藏，这个冯培一句话就把原来的意向性协议给作废了，把他们分配到学校去教书，有些人还被分配到外地。 他除了傲慢外，还比较专横，一旦他分配人去那个单位和地方，就没有更改的余地，所以人人恨他。虽然他的所作所为不关我的事，但我屡屡见到进藏同学的不快，也就很讨厌他。 冯培后来栽了，被逐出了教育厅，下放到了外地去当中学教师了。他栽的原因是因为以权谋私，将定向班的一个女生发展成女朋友，留在了拉萨，被和我们同期进藏的一个同学张斌抓到了小辫子， 写信给有关部门检举了。
大约9月中旬的一天，西藏自治区党委和政府为我们进藏同学举行了欢迎仪式。那天晚上，我们所有的同学都被汽车接进了自治区政府大院里的礼堂，自治区领导人在台上亮相， 党委书记阴法堂讲了一个多小时的话，主要是欢迎的意思。阴法堂讲完后，自治区招待我们在礼堂里看了电影，那个电是个纪录片， 叫《东方之星》， 是专们介绍东方歌舞团的，意思不大。
欢迎仪式后，分配工作的帷幕就拉开了，接连几天冯培公布了每个人去向的名单，我还是被分配到地质局，地质局又将我分配到拉萨西郊15公里外的区域地质调查大队,这是我预料之中。 我们同行的其他8个人的分配结果是，罗郝晓去山南地区中学，袁训旺去自治区档案馆，杜晓东去西藏师范学院（后更名为西藏大学），郭永忠和徐玉去西藏日报社，张慧去拉萨中学， 杨同学去位于陕西咸阳的西藏民族学院，蔡海英去位于林芝的西藏农牧学院，吴大名去西藏科委太阳能研究所，老林去拉萨一中。结果公布后，朋友们基本上反映平静， 罗郝晓原来就意向去山南地区，那里有他的一个老乡在当地文教局当局长，所以对分配结果比较满意。老林同学是北京师大数学系毕业的，浙江舟山人，对哲学有精深的研究， 连正规大学哲学专业毕业的徐玉对他深厚的哲学功底也由衷地佩服。他不介意去西藏最艰苦的阿里地区，所以当他听到自己被分配到拉萨一中的时候，叹息了一句“那阿里是去不成了”（图）。 蔡海英是学生物的，她不愿意去西藏农牧学院，希望在科委的生物研究所工作，跟冯培说冯培不理。后来，她起草了一封给自治区书记阴法堂的信，由我润色后再抄写好， 我们同行的几个人一起陪她去找阴法堂。阴法堂的秘书接待了我们一行，听取了蔡海英的陈述，收下了信件。后来，那封信并没有改变教育厅的分配方案，蔡海英最后还是去了西藏农牧学院。 吴大名最初被分配去在西藏科委太阳能研究所，在那里工作了大约一个月后，自己要求去了阿里地区，在农机学校当教师， 我84年去羌塘无人区做地质调查的时候路过阿里地区首府狮泉河的时候还见过了吴大名，看来他对自己的选择无怨无悔，在那里工作的挺开心的。记得9月13日是西藏的沐浴节， 藏族人都在拉萨河一带洗澡，我们那时还没有散，一块儿去了拉萨河凑热闹。我们下到水里，河水冰冷刺骨，大家在河里乱扑通了一阵子就上岸了。大概到了9月20号， 所有分配在拉萨以外的人基本上都离开了拉萨，我们在拉萨一带工作的人送走了一个又一个去外地的同学， 我们也陪同分配在拉萨的同学去他们的单位。
刚到单位两天，就是十月一日，我们单位派车拉人去拉萨最大的公园罗布林卡游园。刚一进公园就遇见了原来在招待所认识的几个朋友，他们说正在找我，要商讨成立进藏青年协会筹委会。 活动的发起人是张斌，他毕业于重庆一个农林学院，有朝气，也很有组织能力。那个曾经主宰过所有进藏同学命运的冯培就是被他告了一状才发配到外地的。在拉萨时，他和别人谈过这个想法， 把年轻的大学毕业生们组织起来，为西藏的建设从不同的专业角度献计献策。我们小圈子里的人就大力地推荐了我，他和我说的时候，我觉得主意不错，也就欣然答应了，这事后来就没有下文了。 这次游园碰见他们，他们又招呼我，我就加入了他们的行列。后来，听他给别人介绍这个协会时，总是打着胡春华的招牌，说他是会长，而胡春华当时根本就不在场。 我当时感觉到这些家伙是沽名钓誉，务虚不务实，跟他们在这里耗下去无疑是浪费时间， 随即离开他们，找同事和其他朋友玩去了。那年春节和朋友聚会的时候， 听说那次活动公安局派出了便衣全程监视， 还录了像，生怕是搞反动组织的。我听后，觉得又气又好笑， 看来西藏政府左得可爱。
我们单位好象很冷血，没有人情味。以前陪同朋友到他们单位的时候，总有人出面热情招待，问寒问暖。但我们单位却显得格外地冷淡，我们那年有四个人分配到了区调队， 队里从来没人来拉萨看我们。 有次我们自己坐公交车加上步行辛辛苦苦地去了队部，还是其中同学的校友私人出面接待， 主管行政的人员只是和我们打了个照面。队上说还没有安排好住处， 我们只好留在拉萨，赖在招待所，在九月底才到达队上。到了队上，行政部门连桌子和凳子也没有给我们， 我们问， 他们就推拖。后来， 有一次队上开职工大会， 每人自己带凳子去礼堂， 有人出主意到时侯站着， 说没有凳子， 我们都赞成。到开会的时候，只有我们三个人如期地空手而去，站在礼堂边上，那个姓谭的同学临阵当了叛徒， 这位同学后来在野外被意外的枪支走火险些丧命（见我的故事《西藏野外往事（3）-开枪为他送行》）。领导见我们站着，就问我们为什么，我们回答说“没有凳子”； 领导让别人找来凳子先让我们坐下，我们有人说“现在坐下，回去后还是没有凳子”。后来领导发火了，说我们搞什么“东方红”，要挟领导，领导们见多识广不拍这一套； 批评完以后又把搞后勤的人给训斥了一顿。其实，管后勤的那个藏族人不知为什么一直在刁难我们，领导发火后，我们很快就领到了桌子和椅子，从此以后就不用卧在床上看书了。
去西藏前，觉得那里的机会多，个人的才能有机会施展。到西藏后才发现完全是错觉，汉族人在那里的机会其实比内地还少。首先，那里的政府比内地还左， 比如说把中央给进藏大学生工资浮动两级的待遇取消了，政府部门的一把手必须是藏族人，在那年的“严打”中因为要按比例，枪毙了好几个汉族人。无论是我们单位还是整个西藏都不住重人才， 也根本没把你当根葱，大家都不务正业，业务上不行的人反道很吃香，我看不到一点搞学术的气氛。汉族人在那里比较受压迫，好多机会都是优先给藏族人的。那里的社会关系也比较复杂， 稍不注意不是惹了藏族人，就是得罪了同事。好象那些藏族干部对我们新来的大学生很有偏见，动不动就说“你们大学生有什么了不起”。西藏过左的路线和政策， 单位的麻木不仁和敏感的人际关系，使我当初的热情降到了低谷，我打算离开此地。正好在84年底，研究生的报名要开始了，我就向人事部门打探报考研究生的事， 管人事的领导要我干两年再说，我也没有再坚持什么。 一天傍晚， 队里放电影， 我在去礼堂的路上遇见了队上的行政主管王翔（当时没有队长，由副队长主管），随口向他提了考研究生的事， 没想到他一口答应，说非常支持。有了他的表态，我就名正言顺地到人事处开了介绍信，去拉萨招生办报了名。当时是冬季，大多数职工都回内地探亲去了，我们因为刚来，不够探亲的资格， 就留在队里过年。我也正好利用这个机会复习，临阵磨刀正好管用，后来考得不错，中国地质科学院研究生部提前录取了我， 也免了我千里面试之苦。
1988年，我已硕士毕业后留在地质科学院从事地质构造研究，我因为参加一个青藏高原项目回到了阔别四年的西藏。我一到拉萨就在街道上碰到了袁训旺夫妇， 他已经离开了档案馆进入了自治区政府部门从事政策研究工作。他结婚后， 妻子也从四川来到了西藏在一个学校里教书。他们夫妻和睦， 待我也很周到。在报社见过徐玉一面，他也成了家， 我在他家吃了一顿饭；没有见到郭永忠，但听说他的妻子和袁训旺的妻子是同事。在拉萨中学见张勇的时候发现他很颓废，坐在床上，抱着一只小猫抚摸着。 听说蔡海英到林芝后和一个藏族青年一见钟情，就和他结婚了，两口子过得挺幸福的。又听说， 那老林因研究哲学而“成仙”了，吃饭的碗能剥下来一层，手指甲长得很长。 但他又没有完全到达神仙的境界，还想着凡人的事，想讨个媳妇过日子，但没有女的愿意嫁给他，当时还是光杆司令。那个杨同学当年离开拉萨去咸阳的时候，我借给他了60块钱， 他走后既没有跟我联系，也没有给我还钱，后来我们同行的人也不喜欢他，就再也没人跟他联系过，别人的情况不大清楚。在拉萨期间，我回到了原单位，那里院子依旧，只是多了一分荒凉， 比我在的时候破落，给人一种叫花子过年一年不如一年的感觉。当年的总工程师徐国璋跟我说，“幸亏你考走了， 不然在这里混不出头”。 是呀，越是穷乡僻壤， 越是所谓需要人才的地方， 越不注重人才， 这是现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