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天，我同往常一样，去天安门广场看热闹。那天刘晓波等人组织的有限度的绝食在天安门广场刚开始进行。晚上，我还在广场听了学生们“反游行”的录音。因为前一天，政府给北京远郊的农民发工资，组织他们进行了所谓的拥护政府，反对“动乱”的游行，学生们这一天用另一种方式的游行来进行还击。他们在游行时高喊着“腐败有理，爱国有罪”，“打倒民主”等口号，讽刺政府。我在广场停留了一阵后，便骑车返往位于甘家口的集体宿舍。我沿着长安街西行，接近木樨地的时侯，听到前面一声巨响，我吃了一惊，此时大约是在晚上10点50分左右。我加速向前，不一会就到了出事的地点，发现原来是一起车祸，肇事的是一辆三菱帕杰罗（Pajero)吉普车，此时司机已不知去向。这辆车原来自西往东行驶，由于速度很快，加上路上刚潵完水，原本在快车道上行驶的吉普车失控后撞开了右侧的隔离墩，在自行车道上斜冲了30余米后，撞在了自行车道与人行道交接的马路垭子上，车身侧翻在行人道上。我到现场时，车旁已有7、8个看热闹的人。吉普车一路共撞倒了4个人，他们全都是在自行车道骑车的行人，其中一个中年妇女被撞倒后，压在车底下。由于她被压在车下，大家想把她从车底下拽出来，但都不得要领。我看后建议大家不要硬拉，先把车掀起来。还是人多力量大，众多的路人在我的组织下，小心翼翼地把车推了起来，把压在底下的人抬起来。正好有辆平板三轮车路过，骑车人二话没说就载着她去医院。其实在解救她的时候，我已发现她没有什么知觉了，只是身上还有一些余热。我当时就觉得她肯定凶多吉少，也不禁感叹生命的脆弱。车祸发生的地点就在木樨地公共汽车站，平时这里人山人海，当时因夜已深，车站上空无一人。假若时间早点，不知该有多少受害者。
1989年6月2日晚木樨地交通事故地点
我们把伤者都处理完后，就想知道车主的情况，但肇事的车没有牌照，大家都怀疑是戒严部队的。我打开车门，发现里面除了一件武警制服及压缩饼干外，没有其他的东西。我拿出了制服，发现口袋里有一个通讯录，里面有一张中央电视台工作人员的名片，名片的背面有总队电话，号码是500-4422，分机是2299。我将衣服让在场的人看了，又将电话号码抄在随身携带的一个小本上，也将电话号码念给了现场的群众。原本想将这些物证拿走，好在以后公布，后来觉得他们价值也不大，就将它们放回车内。
大约在车祸发生10分钟后，西城区交警队到了现场。这时已有很多围观群众，围观的人也越来越多，因为大家都认为肇事车辆是戒严部队的，所以现场群情激愤。大家都在骂“究竟是谁在制造动乱”，“没戒严前挺好的，戒严后越来越乱”。由于前来处理事故的交警们很火爆，态度很差，人们又把一肚子的怨恨都撒向他们。我又劝说大家让开道，让交警们查验现场。交警队来了几十号人，设备齐全，还有发电车，他们一边用强灯光照射现场，一边用照相机拍照。我们和几个交警攀谈，他们也怀疑车辆是戒严部队的。
在那里折腾了近一个小时后，我就离开木樨地，朝单位的集体宿舍方向去了。到了甘家口十字路口已经是6月3号凌晨零点多，我和同事发现不时有军车飞速由西往东朝阜成门方向驶去。 每辆卡车上都载满了身穿军装的士兵，当卡车过十字路口的时候，士兵们都弯下了腰，过路口后这些人又很快地站了起来。大轿车里的人都是换了装的人，他们身穿白色衬衫。一会的功夫，我眼前就过了4辆大轿车，2辆卡车。同事提醒我，情况不妙，好像大轿车里装了重武器，因为车的底盘都明显地下沉。
3号早上一觉醒来，听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报告木樨地的车祸有3人死亡，1人重伤。说汽车是北京武警借调到中央电视台，任务完成后被央视的人多劝了几倍酒，在返回的路上出了车祸。我立即给北京电台打电话问为什么不是戒严部队的，接电话的人说他也说不清。根据我在现场掌握的第一手资料，北京台的这个说法应该是事实求是的。早上一到办公室，立即就有坏消息。原来，同办公室的一位同事坚持每天清早跑步，在木樨地看到了人们拦住的军车。我听同事讲了后，立即离开办公室，骑上自行车朝木樨地而去。一路上看到堵住的军车，木樨地2辆，西单路口2辆，府右街2辆。和上次不同的是，这次在每辆车里都发现了武器。群众把从军人和车上搜出来的机枪、冲锋枪、自动步枪、警棍、匕首、菜刀、索套、皮带和大头皮鞋放在车顶上示众。原来，车祸发生后，人们又感到“鬼子来了”，就提高了警觉，不但在天安门以西拦下了军车，也在东边好几处包围了正在偷偷进城的士兵。到了天安门广场，发现情况也不好，人民大会堂西侧正在换装的几千士兵被群众发现并包围。在长安街北面的街道上，我看见好多无牌照汽车在快速行驶，警察见了也当作没看见。我故意问警察，为什么不管这些无牌照汽车，警察还我一句“你去管吧”。
当天晚上，各路野战军向天安门广场齐头并进。其中从军事博物馆来的那一路，杀气腾腾，用防爆警察开道，坦克、装甲车随后，一路上向抵抗的人群开火，杀进天安门广场。随后，各路大军齐聚广场，在6月4号凌晨在天安们观察清场，这就是举世震惊的 6.4 流血惨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