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在共产党建立政权后，毛泽东就成了事实上的皇帝，开始的几年还算开明，但后来却越来越专制。毛泽东不了解民主，对民主更没有兴趣，感兴趣的只是手里的权力。他对尼克松因水门事件下台非常同情和不平，因为在他看来美国政客们就尼克松那么一点小小的错就把他搞下台，实在是太过分了。毛泽东虽然在一些枝节问题上显示出倾听群众意见，很民主；但在原则问题上往往是一手遮天，一个人说了算；他的意见或做法，如果有太多的人反对，他就大发雷霆，动不动就扬言要带某某重上井冈山打游击。对提不同意见的人动辄上纲上线，作为路线斗争，打成反党集团的头目。任何人只要和毛泽东表达不同意见，敢和他争论，绝对不会有好下场。共产党高层内素来敢于批评毛泽东的就只有彭德怀一个人，他因在1959年的庐山会议上给毛泽东写了私人信件，对大跃进、人民公社的作法表示了批评，被毛泽东发动人给打倒了。彭德怀被打倒后，党内外再也听不见与毛泽东不同的声音了，毛泽东的话真的就“一句顶一万句”了。由于没有人敢发出不同的声音，毛泽东就越来越专制，他就越觉得自己正确，在错误的道路上越走越远。在中国，任何人只要被认为是反对毛泽东，他就被认为是反党，反党就是反革命，犯了“反革命罪”的人，不被枪毙也活得悲惨。毛泽东的接班人刘少奇在文革中被毛泽东打倒后，只承认犯了错误，就是不承认反对毛主席。在毛泽东死后，共产党还得为他的错误遮掩，还得全党为他个人所犯的错误来承担责任，以维护毛和他的政党是何等的“伟大、光荣、正确”。与过去的封建皇帝不同的是，毛泽东的统治是有高度组织性的，共产党控制了人们生活的各个方面，有强大的专政工具来维系着它的统治，用掌管的舆论工具来欺骗愚弄广大人民群众，用给人定“反革命罪”的方式使头脑清醒的人们闭嘴。毛泽东直接掌管着共产党和军队，毛泽东指向哪里，他的党就冲到哪里，他的军队就打到哪里。这种高度组织的封建制度，美其名曰社会主义社会，实质上是封建主义社会加黑社会。毛泽东崇尚秦始皇、汉武帝，曾经崇拜过斯大林，对秦始皇焚书坑儒很赞赏，也不容别人对种反人类罪进行批评。其实，毛泽东专制的功力不比秦皇、汉武差，毛泽东要打倒的人没有一个能幸免于难，高岗，彭德怀如此，刘少奇，林彪如此，周恩来、邓小平也是如此。

与毛泽东相处真是伴君如伴虎，很少有人全身而退的。他的秘书田家英在文革中自杀身亡，另一秘书陈伯达也被糊里糊涂地打倒。一个人倒了霉，还要牵连一大堆无辜的人。毛泽东心里想的和口里说的往往不一致，外表说的和背地里说的又不相同，让干事的人无所适从。有人就想通过在毛泽东讲话的时候录下他的讲话，来理解他的真实想法，从而避免在工作中犯错误。当毛泽东知道有人在他的住地和专列上安装了录音装置后，非常生气，将杨尚昆、叶子龙等作为窃听事件的主犯做了严重的处理，不少奉命行事的工作人员也受到了无辜的牵连。毛泽东用人作为打手的时候，喜欢他们冲锋在前，不用的时候一脚踢开，卸磨杀驴，文革中红级一时的王力、关锋、戚本禹就是这样被毛泽东利用的，北京大学的聂元梓也有着同样的下场。

毛泽东作为浪漫诗人，夸张手法在作诗的时候是必要的，但毛泽东对政治事件的描述也是十分夸张的，比如在1959年的第一次庐山会议上，毛泽东说彭德怀“把庐山几乎轰掉了一半”，在1970年的第二次庐山会议上，毛泽东《我的一点意见》里有一句“大有炸平庐山，停止地球转动之势”的话。九届二中全会闭幕式上，毛泽东又提到有人“大有炸平庐山，停止地球转动之势”。毛泽东批评陈伯达说他已经说过6次不当国家主席，陈伯达们就是不听；但陈伯达自己只有一次听毛泽东说中国农民多，要设国家主席可以让陈永贵当。

毛泽东疑心太重，总怀疑有人要谋害他。李井泉在成都的为他建造了一个与中南海一模一样的游泳池，毛泽东到成都后就是不愿意下水。他叫身边的工作人员先去游，等他们平安无事后自己才下去，生怕别人在水里投了毒。中共花了那么多人力，还有专门的人员负责他的安全，毛泽东还不放心，有一段时间在外出的时候经常问哨兵枪里面装没装子弹，能防御多少敌人，生怕有人杀了他。毛泽东正因为疑神疑鬼，往往将正常的事说成是搞阴谋；将人们之间的正常来往认为是串联搞阴谋；将一件孤立的事件看成是有组织、有预谋的，一定要挖出后台老板。1959年庐山会议，黄克诚等本来是去彭德怀房间安慰情绪低落的彭德怀的，却被毛泽东说成搞军事俱乐部。又如，1970年庐山会议前，空军要在一个山头上建立一个直升飞机起降场，用来在紧急情况下运输人员。这本身是出于安全和快捷来考虑的，因为进出庐山只有一条路，而且不好行车，有了直升机场就可以在紧急情况下，接人进山或送人出山。施工人员选址的时候事先并不知毛泽东要住在那个山头下。毛泽东到庐山后，看到这个情况后觉得有些异常，就让人查，一直查出是经过林彪同意的。由于林彪事先没有将此事报告给毛泽东，毛泽东就怀疑是林彪搞阴谋，要用直升飞机袭击他。毛泽东在庐山会议期间，曾经半夜三更地更换驻处，就是由于修建直升机场造成的结果。他著名的“大有炸平庐山，停止地球转动之势”话除了夸张庐山会议会场上的情况外，也有对直升机场担忧的意味。1970年的庐山会议后，毛泽东通过挖后台的方式，一步一步地向林彪逼近，最后将自己的亲密战友逼上了绝路。毛泽东要自己手下的人绝对要忠于自己，不能容忍他们和别的人间的密切来往，即使是与毛自己最亲密的战友的往来。杨成武在文革期间因为整天穿梭在毛泽东和林彪之间被稀里糊涂地拿下的主要原因就是犯了这个忌。毛泽东最恨的这类人莫过是陈伯达，陈伯达原来为毛泽东的秘书，后来与林彪的将领们来往密切，就被毛骂为“是从一只船跳到另一只船上的老鼠”。

毛泽东一直提防中国出现赫鲁晓夫式的人物，也讨厌《水浒传》里的人物宋江。在毛泽东的眼里，此种人对号入座就是周恩来。当毛泽东的身体越来越不行的时候，对周恩来的担忧也就越来越重， 针对周恩来的运动也是一场接着一场，从批林批孔到评水浒，批宋江；对周恩来的批斗也从指桑骂槐到半公开地对号入座。周恩来终于因癌症死了，省得毛泽东将再次重拳出击了。

（二）

在一些人笔下，毛泽东是何等的和蔼可亲，实际上毛泽东很难相处。据李银桥回忆，在他当毛泽东的警卫之前，毛泽东已赶走了好几任警卫员。毛泽东刚入北京的时候住在香山，一个警卫员在赶麻雀的时候不小心搞出了声音，吵醒了正在睡觉的毛泽东。毛泽东大怒，就罚那个警卫员在烈日地下暴晒，后来还是江青给那个警卫员解了围。毛泽东外出的时候用的是专列，上面有美女相伴。据毛泽东随行医生李志绥回忆，有一天毛泽东正在和一个女战士在床上鬼混，不知道那个女兵做了什么事还是说了什么话惹得毛不高兴，就一脚将她踢下床，并命令他她写检查，当众宣读。毛泽东很难相处，一旦对人有了成见，就耿耿于怀，不会给别人述说的机会。看看曾志是怎样描述在红四军时毛泽东是怎样对待她的前夫蔡协民的：“蔡协民当时在政治部工作，抄写布告时，漏写了一个字，将共产党写成共产。毛委员很生气，严厉批评他做事不认真，抄完也不校对一遍就贴出去。掉了个‘党’字，这不是一般性的错误，是原则性错误，国民党反动派不就是骂我们‘共产’吗？！毛委员气得甚至不愿见他，‘我不高兴看的人，我情愿看我的脚趾头！’。毛泽东与人难以相处是出了名的，例如红军在甘孜会师后，张国焘就问朱德，大意是毛泽东为人那么差你们为什么还选他进领导层。

毛泽东批评人语气非常严厉，解放后，没有人不惧怕毛泽东的。强人邓小平天不怕，地不怕，见了毛泽东如同老鼠就了猫；尽管邓的耳朵有些背，在开会的时候却坐得离毛远远的。毛泽东在1958年1月的南宁会议上，批评了周恩来、陈云、薄一波等人。薄一波在受批评后晚上睡不着觉，在房间里彻夜踱步，搞得楼下的陈伯达也无法好好工作。在那次会议上，毛泽东对当时的国家科委主任，江青的前夫黄敬的批评非常严厉。黄敬受毛泽东的批评后精神崩溃，后来在广州军区总医院治疗期间试图跳窗户逃跑，摔断了腿，下半年就死了。再如，在1966年8月的八届十一中全会后不久，有一次周恩来受到毛泽东的批评，毛的话很重，周回到家里情绪低落，工作时也无精打采，后来邓颖超找陈伯达的老婆刘叔宴求陈伯达在毛泽东那里疏通。就因为这件事，四人帮倒台后，邓颖超知恩图报，早早地给刘叔宴平了反。毛泽东活着的时候，全中国不怕他的人可以说聊聊无几，不但党和国家的高级领导怕毛泽东，老百姓怕他，连他自家的人也怕他，好端端的儿子毛岸青在毛泽东的一阵训斥后也疯了，后来再好的医生也没有能治好他的病。

（三）

实事求是毛泽东倡导的工作作风，他还倡导做调查研究，指出“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很可惜，所有这些都是说给人听的，他自己也没有身体力行地做，对他人的做法也是有选择地接受；如果结果对自己不利，毛会整治那些说实话的人；在激烈的权利斗争中，毛更不会容忍他人说实话，办实事。

毛泽东要求人们“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在1957年搞大鸣大放，鼓励人们对共产党和政府提意见。天真的人们相信了毛泽东的话，踊跃地提出了对共产党的许多批评性的意见和建议，其中很多是有建设性的，如多党制、人道主义，毛泽东却突然翻脸，将绝大多数提意见的人打成右派；毛泽东将这种流氓手段叫做“引蛇出洞”，对他的做法辩解为搞阳谋。反右运动的受害者除了喜欢独立思考的知识份子，还有目不识丁的普通百姓，前总理朱镕基就是被打成右派中的一个。毛泽东通过骗人的手段，将那些善于独立思考、敢提意见的人一网打尽。

发动和动员群众是毛泽东的一贯做法，他不仅将这种方法用于权力斗争，也用于搞生产建设。毛泽东提出“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在全国范围内搞起了大跃进和人民公社。一时间，全国各地热火朝天，火烟四起，到处都在大炼钢铁。其实毛泽东也怀疑过这种手段的科学性和真实性，琢磨过为什么西方工业大国仍用高炉咱们却在用土炉，但毛泽东要的是群众的积极性，他不愿挫伤这种虚假的积极性。一次，毛泽东乘专列沿京广线南下，看见沿线夜间火光通天，感动不已。在毛泽东大跃进思想的指导下，中央给地方下达高指标，全国各地席卷浮夸风，虚报的粮食亩产从几千斤飞跃到几万斤，还有专家们论证其科学性和真实性。这种“捷报：传到毛泽东那里，毛泽东明半信半疑，没有及时纠正，生怕挫伤了群众的“积极性”。

毛泽东对积极搞浮夸风的人很赏识，对说实话、办实事的人很厌恶，典型的例子是王任重与周小舟。王任重走的是极左路线，在任华中局书记的时候，大搞浮夸风，严重虚报生产成绩，毛泽东不但不调查、追究这种欺上瞒下的做法，却对他信任有加。湖南省委书记周小周则是一切如实汇报，毛泽东却对他十分不满，甚至不想见他，不想听他的汇报。后来在三年自然灾害中，毛泽东路过武汉的时候，王任重连像样的东西也拿不出来招待毛泽东一行；而周小舟却能在毛泽东路过长沙的时候拿出一些存货来款待毛泽东和他和工作人员。

毛泽东对虚假的东西不但纵容，而且还倡导部下这样做。对于体育比赛，毛泽东不主张出成绩、出水平，而是作为增进友谊的一种形式，所谓“友谊第一，比赛第二”。毛泽东还亲自授意他的警卫部队打假球，说你们吃人家的喝人家的，还赢人家不好。在毛泽东的指导下，警卫部队每次与地方部队比赛的时候，总是要在比赛结束的时候故意输球。在一段时间里，国家乒乓球队里的冠军是内部选出来的，不是真正打出来的。

毛泽东对作假的东西也是选择性地接受，如果早的假符合他和心意，毛泽东就会欣然接受，如刘少奇“61人叛徒集团”这一冤假错案虽然不是毛泽东一手炮制的，但正和他的心意。但如果做的假不合他的心意，毛泽东就会动怒。比如，有一次，毛泽东在广州派中央警卫团一中队队长韩庆余和警卫科科长孙勇去武汉查看游长江的更能性。两人回广州后，受罗瑞卿、汪东兴的鼓励向毛泽东如实汇报所见的情形。当韩庆余报告到长江水急浪大，不宜游泳时，毛泽东发怒，当场就把他赶出了警卫团，吓得孙勇立即改口说能游，他想接着说实际情况时毛泽东立即制止。毛泽东在制造的许多冤假错案的时候，只允许人造假，不容忍人说实话，许多高级干部就因为说实话而受到牵连的例子这里就不举了。